李凭:魏晋南北朝人的精神风貌
发布时间:2015-06-04 15:24:13      

李凭,曾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参考研究部研究室主任、民国总书目副总编辑、书目文献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时任华南师范大学二十四史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

 

今天讲的题目是《魏晋南北朝人的精神风貌》。我觉得这个题目很难讲,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两个原因:第一,魏晋南北朝距离现在1500年到1800年,我们看不见古人,只能看到他们的墓,因此很难知道他们当时的精神风貌。我们不可能让这些冢中枯骨活生生地坐起来,所以很难看到他们的精神风貌,这是第一个难处。第二,我们现在谈的是整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而我们平时所能见到的是个别人的精神风貌,要把整个时代的精神风貌都集中反映出来其实是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念和精神风貌。而且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跨越300年,作为一个时代来说,这300年的变化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只能大体地总结出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特征的几个主要方面,这几个主要方面是受当时历史背景制约的。

那么,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样的呢?当时,秦汉大帝国结束后出现了战乱,人民在流散,城市被破坏,经济在衰落。虽然战争当中死去了不少人,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活下来了。这批人就从中原各地流散到周边地区。虽然他们经历了长途跋涉,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辛苦,但是他们对历史作了巨大的贡献。那就是,把原来集中在长安、洛阳的秦汉王朝鼎盛时期的文明播散到周边地区。周边地区的许多文明现象就是不断地从中央扩散过来的,扩散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与当地的文明结合起来。经过多次的扩散与结合,再扩散与再结合,发展成为超越旧文明的新文明。这样一个不断地扩散与结合的过程,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发挥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过程中最迅速又最重要的时期。一方面,人民在迁徙流动;另一方面,由于中央集权政权被打破,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因此,这时候的精神风貌与前面的秦汉时期不一样,与后面的宋元时期也不一样,处于开放的状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精神风貌主要地呈现为三个特点:一是名士风度,二是豪侠风尚,三是妇女风情。

一、名士风度

关于名士风度,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名为《魏晋风度和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主要谈的就是曹魏到两晋一批文人的精神风貌。但是由于这篇文章的影响,以及后来又发表的一些文章的追随,给了人们一个错觉,往往更大程度地将名士的风度与药及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实,用药与喝酒并不是魏晋南北朝风度的真正发源处。

魏晋南北朝的名士确实对于药和酒很热衷,但这和当时的政治状态很有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外,上层之间的政治斗争也是错综复杂的。从曹魏到西晋,此后南方有东晋及宋、齐、梁、陈的频繁更替,北方则出现十六国和北朝各政权。政权的不断变幻,使得处在政界的人物关系往往非常紧张。所以,名士要在朝廷或者社会上处身立命是很困难的。他们感到政坛上时时危机四伏,政治斗争随时会把他们牵累进去,一旦牵累进去就身家性命难保。  

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要想避免开祸害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处在两个政权交替之间就更加危险了。如果你要攀附后面一个政权,前面一个政权的人对你就会有看法,说你是贰臣。所谓贰臣,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唾骂的叛徒。这种形势对于名士的思想压力是非常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尽量少说话,或者最好干脆不说话。话越少,祸可能越少,但是很难作到呀!因为参与政治斗争的那些派别都希望拉一些名士入伙。

名士们为了避开祸害,处事言谈要尽可能地谨慎。不得已的时候,就说一些难以琢磨的、不好理解的、无关紧要的废话。这些话后来被记载下来,竟然成为佳谈了。有一本题为《世说新语》的书,其中就有不少这样的话。将这些话加以提炼,其中一部分又被归纳进所谓的玄言。玄言往往不切实际,如司马昭曾经评价阮籍道: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意思是说,我每次跟他谈,他谈得都很玄,尽谈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就是不谈论当前的政治。司马昭说对了,阮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是天下第一谨慎之人。

还有一段名士嵇康与钟会的对话,那是所谓典型的玄言,大家可以品一品,看看有没有味道。钟会为人十分干练,受到司马懿的亲宠。不过,他是一个反复无常而惯使心机的势利小人。钟会久闻嵇康的名气,曾经去拜访嵇康。当时,嵇康正与名士向秀在大树下锻铁做农具。嵇康知道钟会的人品不好,所以就一直锻铁不止,不理睬钟会。钟会等得不耐烦,只好没趣地走了。看到钟会要走,嵇康才开口说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听后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两句话据说是很典型的玄言。嵇康所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的意思其实很直白:你听说什么啦,要到我这里来;你见到什么啦,这就要走。钟会所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的意思似乎也很直白:我听说你了,所以才来;我见过你了,所以才走。表面上看他们什么也没说,实际上意思都在话的背后。钟会的话是威胁意味颇浓的,不过嵇康的话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况且他除了不断地打铁什么也没干,钟会暂时不能把嵇康怎么样。不过,嵇康不理会钟会的举动,还是将钟会得罪得不轻。钟会后来找机会对司马昭说:“当年齐国杀华氏,鲁国诛少正卯,那是因为他们都曾害时乱教,所以才把他们杀了。如今像嵇康这样的人,言论也实在放荡不羁啊!必须将他除掉,才能端正风气”嵇康没能免祸,被钟会的谗言害死了。其实,回过头来仔细想想,像嵇康与钟会的对答,如果撇开政治背景,不过就是应付场面的空话,并无很玄乎的意义。

那么,对于名士来说,怎样才能既不说话又可以免祸呢?他们找到了药和酒这两件护身符。

带头服药的是正始名士,其中的代表是何晏。他们服的药叫寒食散。寒食散的种类很多,大多属于矿物质。过去所谓的炼仙丹,搞得很神秘,其实就是到山里头去寻找一些石头来烧炼。寒食散中最有名的一种叫五石散。五石散指的是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和赤石脂这五种无机物。这些石头再怎么提炼,出来的照样还是矿物质,这样的东西吃下去只会肠梗阻,哪能有什么神奇作用。但是,何晏说:服了五石散之后,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不但能够治病,还会感觉精神开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效呢?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药,跟现在的毒品差不多。服过不久,人体就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进入一种莫名其妙的恍惚状态。于是就有一个好处,可以信口胡说,发飚狂言。别人看见了,只会认为是药吃多了,不会引起大的麻烦。

东晋南朝以后,服用寒食散竟成时髦,形成为风气。有的人买不起寒食散,却又要表示紧跟潮流,于是就假装药性发作,躺倒在地装疯卖傻。不过,这种药服多了,自然中毒就深,不少人因此毙命了。这股风气还刮到了北朝。北魏第二代皇帝明元帝三十二岁时去世,就是因为服了寒食散。明元帝是很有志向的皇帝,他把北魏的社会搞得比较稳定,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但是他自己却过早就去世了,十分可惜。

长期服药的后果是痛苦的,饮酒则比服药要好一点。名士之中有所谓的竹林七贤,他们大多数都喜欢酗酒,阮籍、嵇康、刘伶都如此。刘伶专门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目就叫《酒德颂》,歌颂饮酒是如何如何的好事情。然而,饮酒是不值得提倡的。我虽然研究魏晋南北朝,但是我从来不喝酒,我觉得喝酒很伤身体。不过,饮酒对一些名士来说有它的意义。比如,阮籍就经常饮酒,甚至酗酒。因为他看到许多名士陷入政治漩涡而被杀,所以就每天酗酒,排泄郁闷。有的时候他真喝醉了,有的时候他是假醉。钟会好几次去找他,想要套出点出格的话来害他,但是阮籍每次都装醉,使他套不出话来。后来,阮籍遇到一桩心烦之事,司马昭要自己的儿子娶阮籍的女儿。如果势利的人碰到这样的事情,那就巴不得了。但是阮籍不屑做这样的事情,他不想巴结权贵。阮籍只得装醉,一醉就是六十天不省人事。结果,司马昭始终没有找到开口提亲的机会,这件事总算过去了。

我们现在谈魏晋名士风度,往往想到的就是服药、喝酒,其实这是名士风度消极的一面。名士风度也有积极的一面。名士虽然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但是他们仍然善于思索,敢于批判,富有理想,憧憬未来。比如,阮籍原本就是有济世之志的人。有一次,阮籍考察楚汉战争的场面,不禁感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我们知道刘邦和项羽都不愧是英雄,但是在阮籍看来两人竟然都不是英雄,可见阮籍的自视是很高的。只不过阮籍所处的时代和刘邦、项羽不一样,所以他就当不了刘邦、项羽一样的英雄了。

阮籍虽然当不了英雄,却能够冷静地分析社会状况,批判政府中的丑恶现象。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大人先生传》,对君主集权的专制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开天辟地的时候没有君主,但是那时候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好。自从有了皇帝,老百姓的日子就过得不好了。既然君主给人民带来了灾难,那还不如没有君主。于是,阮籍提出了无君论,他认为世上最好不要有君主。这种论调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那么,在他看来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应该是“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就是说,既不要君主,也不用大臣,对于万般事情,要随着社会自身的规律来处理。这种无君论的思想,实际上和老庄的无为而治思想一脉相承。魏晋名士有这种思想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是自称以老子和庄周为师的。

阮籍写《达庄论》,何晏写《无为论》,王弼写《老子注》,从中都能看出老庄思想的影响。这样的思想后来发展成为陶渊明的桃源乐土式观念。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写了一番无君无臣、无忧无虑的生活景象。《桃花源记》憧憬的是一种原始社会的安逸状态,其实原始社会并不安逸,其社会形态也不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再现。不过,这也算是一种精神寄托,可以给人们带来一点点向往。对于久经战争创伤的百姓来说是一种慰藉。

名士的思想,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不管怎么样,他们勇于思索,敢于针对所处的现实提出质疑,并在许多认识领域中提出崭新的见解,就是其风度中美好的一面。名士的许多思想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未知时代的探索,正因为他们具有这样高尚的境界,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和科技成是比较发达的。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及艺术家,著述了一大批流芳千古的文章,发明了令后人惊叹的科学成就,创作了叹为观止的艺术珍品,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二、豪侠风尚

第二点,谈谈十六国北朝时期的豪侠风尚。

上面,所谈的名士风度,主要是从曹魏经两晋再到南朝这样一条发展线索上的各朝沿袭之风气的一个重要侧面。下面,所谈的豪侠风尚,则是另外一条线索上的各朝即十六国北朝之际沿袭风气的一个重要侧面。十六国主要是由匈奴、鲜卑、羯、羌、氏等部族建立的小朝廷,北朝则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各朝,这些政权大多分布在北方的黄河流域。

当时的黄河流域战争不断,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状态和行政制度。此后黄河流域的基层社会秩序,主要是靠宗族组织来维系的。宗族组织依靠同祖同宗结合起来,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它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也就说,一个宗族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组织互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种植庄稼,纺纱织布,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在战乱之际,宗族组织能起到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组织力量,抵抗外界的骚扰。

为了增强抵抗能力,通常情况下较强大的宗族会建立若干个坞堡。十六国北朝时期,黄河流域出现了大量的坞堡,遍布如今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等区域。坞堡之间还常常联合起来,互相救助。如果我这边有难了,你那边马上过来支援,这样就可以维持小范围内的相对安定。

每一个坞堡,每一个宗族,都有自己的领袖。或者由一个大家族的家长当领袖,或者由某个强有力的人物当领袖,这样的领袖被称作宗主。宗主有的是自封的,有的是推举的。那么,作为宗主,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除了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外,应该具有豪侠的气概。

所谓豪侠的气概,是指侠义加上尚武。侠义首先应该体现在救助同宗方面。同宗同族如有生活困难,我就要在经济上资助他;他得过我的资助,就愿意支持我。比如,有一位叫祖逖的英雄,他是抗击羯族石勒势力的英雄。祖逖平时轻财好施,慷慨有气度。他从不把钱财放在心上,经常将自己家里的谷子和布帛拿出来散发给穷苦人家。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人,如果很小气,他是不可能成为宗主领袖的。侠义其次应该体现在武功方面。假如这个人很讲义气,舍得将财产分散给众人,但却体弱多病,众人是不可能将宗族事务托付给他的。因为乱世的时候需要强悍和武功,只有这样才能作为众人的依靠。坞堡和宗族这样的组织,具有武装自保的性质,作为首领就必须有高强的骑射本领。祖逖的武功就很高强。大家都知道有个典故叫“闻鸡起舞”,其实这个典故原来叫“闻鸡暗舞”,说的是祖逖每日里天还没亮就起来练剑术了。祖逖正是依靠侠义与武功成为宗族领袖的,后来他还组织起自己的部众。祖逖的势力发展得很大,足以抵抗羯族的骑兵,保护江淮之间的百姓。

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不断,人们崇尚侠义,崇尚武功,因此豪侠气概蔚然成风。豪侠风尚在动荡的社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使同宗百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凝聚起来,有利于组织生产和武装自保,也有利于小范围内的相对安定。小范围内安定了,生产就能搞起来,经济就能发展上去。许多小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了,就能带动大范围的经济发展。例如,有一位宗主叫李显甫,他在殷州西山开辟了五六十里的土地,带领宗族在哪里生产与生活。后来,这个地方被开发成功了,就取名叫做李鱼川。为什么叫这个名称呢?显然是因为有鱼有水么。

豪侠风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但这是在战乱的时期。总体而言,在魏南北朝时期,豪侠风尚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当整个社会逐渐走向安定的时候,如果依旧发挥豪侠风尚,可能其积极作用就会逐渐减弱,甚至走向负面,成为制造分裂割据的消极因素。

三、妇女风情

最后要谈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妇女风情。我们看到二十四史当中大多写的是男子的传记,真正写女子的很少。有的正史撰有《烈女传》,但大多记载着妇女如何遵守封建礼教的事迹。魏晋南北朝时期却不同于别的时期,思想意识比较开放,因此妇女的地位比较高,她们的精神生活比较丰富和充实。尤其是少数民族妇女,她们的社会地位比汉族妇女更高。

当时有个乌桓族。据记载,乌桓族的特点是“贵少贱老”,就是年轻的尊贵,老的低贱。年轻人生气时会怒责父兄,甚至将父兄杀害,但是从不伤害母亲。原因是,“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这句话实际上不正确,不害其母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乌桓族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妇女的地位高于男子。

乌桓族还实行抢婚制。什么是抢婚制呢?就是男女青年结婚以前都私通,等到有了感情以后,男方才将待嫁女子抢走。当然这不是真的抢,都是约好的假装地抢走。抢回家之后,他还要跟着这名女子回到妻子的氏族,在那里服役两年,然后才准他带着妻子离开妻家。这种情况现在没有了,因为那是原始社会时期的婚姻形态。婚姻形态是反映妇女地位的重要的标志,这说明当时的乌桓族正在进入原始社会时期的父家长制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中有一支历史贡献很大的部落,叫拓跋部。拓跋部是后来建立北魏王朝的部落。拓跋部在早期是女子当政的,当时中原称拓跋部为女国,这个女国由太后掌权。拓跋部建立北魏王朝以后,继续存在太后掌权的现象。当然,这里面也是有斗争的。北魏初期建立了一种十分残酷的制度,称为“子贵母死”。所谓“子贵母死”,就是为了预防太后掌权。这项制度规定,如果妃后生了太子,那就将她处死。这样,太子长大以后才不会受制于太后。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把太子的母亲杀死后,年幼的太子就需要有奶妈或保姆照顾。奶妈或保姆对太子而言形同母亲,等太子当了皇帝以后,他就会因为感恩而将奶妈或保姆封为太后。在北魏的历史上,这样的太后有两位。一位是窦太后,还有一位是常太后。由于太子年轻,她们两位都曾执掌过大权。

除了政治上掌权外,北朝妇女在社会生活中也常常占据上风。颜之推写了一本书,题为《颜氏家训》。在书中,他带着偏执的眼光批判了北朝妇女的习俗。他看不惯北朝妇女把持门户的状况,尤其是对她们所干的争讼曲直,造请逢迎,以及拉关系走后门等事情表示反感。其实,使颜之推反感的是北朝少数民族家庭中妇女地位较高的现象。

不过,当时汉族妇女的社会地位也不低。许多妇女可以公开出席宴会,在宴会上谈笑风生;还可以成群结伙地出游,夜不归家;甚至聚众喝酒,招摇过市,还反过来调戏男子。西晋有位美男子,名叫潘岳。他坐车上街,一群妇女看他长得很帅,就将他围上了。这群粉丝一起向潘岳的车上扔果子,潘岳就很高兴地带着果子回家了。这番景象与宋元明之后妇女受压抑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再举一个例子,这也是一则真实的故事,记载在《晋书·贾充传》中。贾充是西晋的大官,位居司空掾。贾充有女儿名叫贾午。有一次,贾午在父亲举行的宴会上偷看到了青年将领韩寿。韩寿出身贵族,“美姿貌,善容止”。看到韩寿之后,贾午很高兴,就问左右认不认识这个人。有一名婢女告诉她:“此人名叫韩寿,过去我在他家干活,所以知道他的情况。”宴会结束后,贾午夜不能眠,整日都在想念韩寿。贾午实在忍受不了相思之苦,就叫那名婢女去到韩寿家里,将她对韩寿的好感告诉韩寿。这名婢女告诉韩寿,贾午长得“光丽艳逸,端美绝伦。”韩寿“闻而心动,便令为通殷勤”,让婢女私下里送信,以联系感情。此后,贾午就约韩寿见面,两人经常私通。

韩寿与贾午私通之事不久就被贾充发现了。贾充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贾充觉察到女儿每天都很兴奋,而且他还发现女儿将皇帝赐给自己的香偷偷送给了韩寿。因为这种香是西域进贡的,香味持续的时间很久,抹在身上一个月后还是香的。韩寿是贾充的属下,韩寿一用此香,贾充立刻就发现了。贾充明白了女儿的私情,但是他觉得奇怪,自己家门戒备得十分森严,围墙又那么高,韩寿是怎么进到内室的呢?贾充设计,在晚上突然假装惊呼,说有盗贼进家了,让众人查找。经过一番侦查,发现在围墙的东北角有如狐狸行走处。贾充知道那是韩寿的遁迹。由此也可见,韩寿的轻功是何等了得。贾充没有直接审问女儿,因为只要把她身边的的婢女叫过来一问,事情就清楚了。众人皆以为贾充会严厉处置韩寿和女儿,岂料贾充在这件事情上十分开通,竟然就此将女儿许配给韩寿了。

不过,只在魏晋时期人们的观念才如此开通,并不过分指责韩寿和贾午私通之事。元朝王实甫写《西厢记》,描述崔莺莺和张生在西厢约会偷情的事情,结果被老夫人发现了,老夫人忿忿不平,非要将二人活活拆散不可。但是,贾充就没有这样做,他索性将女儿嫁给韩寿了,这个结局是皆大欢喜的。这样一对比,从一定程度上反应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婚姻观、爱情观与后世大不相同,总之当时的社会是比较开放的。

我们知道,爱情和婚姻观念是反映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寡妇再嫁不仅不反对,而且还是鼓励的。东晋有位太守,名叫范宁,他曾上书说:“鳏寡不敢妻娶”,就会“怨结人鬼,感伤和气”。意思是说,如果鳏夫和寡妇不敢续弦和改嫁,是要影响社会和谐的。可见,当时社会上对待婚姻的观念是相当开通的。当时寡妇改嫁的事例很多,孙权身为帝王,他的夫人徐氏就是陆尚的嫠妇;东晋简文帝司马昱的母亲郑太后曾经嫁过渤海田氏。

由于妇女的地位比较高,男子的地位就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当时社会上有许多惧内的例子。比如,王导是东晋的宰相,他在政坛上很有作为,但却怕老婆。王导养了一名小妾,怕夫人曹氏知道,就在外面建了一所馆舍,以安置小妾。不料曹氏获悉这个情报,马上兴师问罪。王导担心小妾受到曹氏羞辱,立刻让人备牛车赶往那所馆舍,通知小妾遁迹。王导生怕误事,竟慌得以所执麈尾柄驱牛赶路。类似王导那样惧内的例子很多,如东晋指挥淝水之战获胜的谢安也是这样的人。    

总的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气开放,思想禁锢较少,因此妇女能够受到人们的尊重,从而发挥她们的能力。在《魏书》中记载有一位名叫李波的豪强,他的妹妹武艺很高强。当时的歌谣唱道;“李波小妹字雍容,蹇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迭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这种记载在其他时代的正史当中不多见,但是在南北朝时期就不乏这样的妇女。又如,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就脍炙人口,流传甚广。木兰个性鲜明,追求理想,应该是这个时代妇女中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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