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斌: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逻辑——以市民社会为核心的考察
发布时间:2015-06-04 15:23:13      

王浩斌,男,1972出生,福建福安人;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时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编辑。

 

面对福特主义以及之后的凯恩斯主义问题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葛兰西与卢卡奇存在着重大差别。卢卡奇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面物化的开始,这条思路经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思路。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把福特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被看作是物化的过程,当全面的物化占据着现实大地时,激进的策略只能求助于美学的批判锋芒,形成的是大拒绝意识,如马尔库塞。这是目前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被较多关注的一条逻辑线索,这一理论线索的核心是“异化”概念和工具理论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逻辑思路在1970年代之后就终结了。紧接其后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与这个问题对接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思路以及由此生发出来、在民主政治框架中对革命道路的重新思考,在这一条思想中,其核心概念是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文化政治学批判。

如果说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的革命策略是对启蒙传统的“大拒绝”和美学救赎论的话;那么从葛兰西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的“第三条民主”道路,则更多是是继承了启蒙以来的欧洲政治哲学传统。这使得他们的研讨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政治哲学的重要领域——市民社会。并由此形成了与卢卡奇传统所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且开启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由此占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1970年代逻辑终结之后的理论空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与此有不解之缘。由于目前国内学界出于各学科视野的局限性,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把握不免陷入到碎片化的境地之中,我们从将一个总体性的视域,以市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考察其历史逻辑。

一、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凸现

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经济地位的改善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对外则是资本输出与垄断,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国际交换中获得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不再有,代之以中产阶级,这在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的典型表现就是“白领”超过了蓝领。

垄断资产阶级用从荦民地获得了超额剩余价值收买本国工人阶级,这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弱化。马克思1878年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当时的“英人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完全落入了卖身投靠的工联首领和职业鼓动家手中。”二战之后所流行的福特主义产生了大量的中产阶级,传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二元矛盾对立淡化。福特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是提高工人工资,提高工资则提高工人的消费能力,缓和了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矛盾,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且提高工资也造就了一大批的中产阶级,缓和了阶级矛盾,从而遏止了阶级斗争与革命。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意识衰退,使革命问题向后推延,文化与意识形态成为批判阶级斗争的主战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正是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意识衰退,因此才从主体与阶级意识的视角来考察革命的条件。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由于他没有站到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认识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所造变的世界体系使得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因此从物化等意识哲学与文化批判的立场来考察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条件。

2.自发经济决定性作用的淡化

20世纪的企业组织形态相对于古典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分散的企业到大型企业组织的出现、资本主义企业由自由时代向垄断时代的企业组织方式过渡。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自由市场式的采购不仅不再适合于生产的需要,而且也增加了交易费用,于是资本主义大型企业开始出现并改变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市场调节生产的经济活动方式。大型的康采恩与托拉斯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组织化,“看不见的手”必须转变为“看得见的手”,自由市场的竞争让位于有计划的生产与管理。这正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点关注的企业内部的管理之所以取代市场交换来配置资源,其根本原因于“交易费用”的节约。

与这种有计划的生产与管理方式相适应的是国家干预政策的出台。在经济政策指导思想上,古典自由主义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1901年英皇维多利亚去世,标志着英国的辉煌时代——维多利亚时代行将结束。一战之后,英国从“世界工厂”的顶峰地位上衰弱下来,国际贸易地位急剧下降,出口市场逐渐缩小,这使得资本主义企图通过资本输出和垄断来解决其经济危机和生产萎缩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经济危机和生产萎缩带了大量失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由于英帝国国际地位的衰弱,这些问题无法通过对外殖民扩张而转嫁到他国去,只能在国内解决,因此从192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人提倡扩张性财政政策、兴建公共工程来解决失业问题。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使得失业问题更为严重,也使资本主义制度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是按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消灭私人所有制,代之以计划管理的公有制经济;还是按凯恩斯主义所提供的方案,即仅仅抛弃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放任原则,而仅仅在宏观层面上调节生产和消费。

资本主义国家当然选择了凯恩斯主义所开的药方。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不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的一分子,不再仅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而且更受到了"国家"这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因此,从凯恩斯时代开始,传统马克思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所共同面对的社会结构——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分离一一不再存在,代之以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新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修正马克思的理论以及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从政治这个看得见的手来认识资本主义。

对于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调节市场经济的现象,法兰克福学派如波洛克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也会有计划,在被管理的资本主义之下,“经济的作用在20世纪已发生重要变化”,波洛克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已经使工人阶级变得破碎和被动”。正是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判断迫使法兰克福学派重新审视其革命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保持必要的距离”,并迫使阿多诺等人“走向悲观主义”,到了1970年代则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二、研究视角的转换与文化政治学批判的兴起

与这种社会变迁相一致的是,在方法论上开始对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进行了反思,卢卡奇提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们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这种总体性反映在社会结构的把握上,强调了片面的经济之后,还有文化政治的因素,在学术背景上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转向韦伯所开启的文化社会学。

1.对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拔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是基于苏格兰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所开始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观念,从市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语境转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即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基础逻辑。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创始人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认为上层建筑的作用。恩格斯的说法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辩证关系,但在他们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本上是忽视政治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则又拘泥于马克思的理论模型,卢森堡写的《资本积累论》曾谈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理论之存在问题时却受到党内的批判,实际上卢森堡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问题,因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是建立在封闭的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这一假设基础土,而19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则打破了这一假设的现实基础。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对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挑战及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死抱着封闭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正是因此而声名狼籍。

经济决定论者的问题首先在于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进程的误认。具体来说就是,1870年代之后,由于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兴起,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从海外殖民地获得了超额利润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力,国内的经济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阶级矛盾获得缓和。换言之,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国内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发生了变化,卢森堡看到了这一点,指出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来自于“第三市场”——前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国家的市场,但卢森堡的观点受到第二国际内部的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则吸收了卢森堡的观点。也就是说,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拘泥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高度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理论模型,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理论是有许多假设前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假设就是:这一理论模型是以封闭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前提的。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则打破了这一前提条件,这就使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理论模型与现实有较大出入,在结论上,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逻辑在欧洲也就不再具有现实的基础。所以,经济决定论者的并不仅仅在于忽视了主体能动性和历史辩证法,更为重要的在于未能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化及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形势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落后的俄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而按照俄国经验进行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却没有成功,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工人阶级被垄断资产阶级用从殖民地获得的超额利润所收买,这导致欧洲国内阶级状况的变化,国内阶级矛盾缓和。也就是说,导致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的体系。这一点马克思在工人国际——第一国际的建立宣言中就已经说明了,所以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不能以民族国家来分隔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盟。但这一点似乎没有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也正是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崩溃逻辑不再发生,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没有从全球化时代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结构特质出发来反思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而是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反思,如卢卡奇从无产阶级之阶级意识来反思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葛兰西从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的角度来思考革命。总之,1870年代第一次全球化高潮之后,马克思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社会,开始关注殖民地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有关于全球化的课题,但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深入系统地探讨这一问题。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对欧洲革命的影响,把欧洲革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思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动,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中意识到伸张主体意志的重要性,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理解为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基于“‘总体性’对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方式的研究”。过去的研究者认为俄国普列汉诺夫“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落在外部环境上,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这也是他在革命问题上犯错误的直接理论根源之一,在俄国革命问题上,他认为当时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而实际上,普列汉诺夫所犯的错误与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者一样,也是没有准确把握到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于不发达国家的革命意义。同理,过去人们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列宁主义的“突出特征”是“在革命实践中正确强调了革命阶级的主体能动性”,而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正确地强调革命主体的能动性”而又不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陷阱呢?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之社会经济状况的准确把握以及它对各国革命问题的影响。所以,列宁十月革命的成功,并不仅仅是正确发挥革命主体的能动性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正确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社会经济状况。所以,列宁所说的历史辩证法,是“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的形式的问题”,“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出实践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然而列宁的这种“辩证法唯物主义”却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成“唯心主义辩证法”,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的集体的社会意志可以使经济事实适应它们的意志,可以把经济运动引向人们的意志所决定的任何地方。这样,他们从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中去寻找革命的动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相适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理论重心发生了逻辑“偏移”:从“经济决定论”到“文化政治本体论”,政治本体论是拉克劳等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实注意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当中未曾强调的革命意识问题,但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却失落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对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唯物主义的基础——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认识转变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理解与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到这种历史与逻辑的变化,而着眼于单纯的阶级意识,在哲学上过于依赖黑格尔等古典哲学而忽视对变化了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分析,这就导致了唯心主义的倒退。这同时也注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上是不成功的。

这一转变,表现在本文所研讨的市民社会问题上,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理解市民社会,转换到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市民社会。这就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按哈贝马斯的说法,它包括文化公共领域与政治公共领域。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就转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适用的:从经济政治斗争向哲学文化斗争转移,从现实斗争向理论批判转移。与这种在结构性上从经济基础转向上层建筑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相应的是,理论眼光则从“世界历史”的视角转移到国内,提出与列宁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而提出的帝国主义所不同的,基于国家资本主义而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需要注意的的问题是,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之后,全球化范围内的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斗争更多地是通过国际关系而不是国内阶级关系表现出来。列宁的帝国主义国主义概念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之世界历史中的特点。相对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实际更为强调国内政治,他们更多地是关注自由、民主、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极权主义的心理结构等问题。此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逐渐淡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而知识分子,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思想家所领导的文化造反则凸现出来。晚期资本主义为他们指认了一个文化造反的对象;市民社会则是他们造反理论的立足点。

总之,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输出与垄断,国内的经济问题转移到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之间,阶级斗争被民族冲突所掩盖。相对而言,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矛盾和阶级斗争得以缓和,经济领域也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主战场,而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冲突则凸现出来并加剧,后来哈贝马斯进一步提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而是合法性危机。

2.理论支撑背景:韦伯等文化社会学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在国内经济斗争的历史舞台渐渐淡出;与此相应,在与同时代的知识界的关系上,他们中断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而延续了韦伯的香火——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来考察社会历史。这几乎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半个世界的理论逻辑进程。

从社会学或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与韦伯和涂尔干是公认的鼻祖,他们三个人实际上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即对欧洲l5世纪兴起的资本主义文化进行解释,当然他们的分析视角存在重大差别:马克思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注重于从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认识资本主义文明,由此导向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批判;韦伯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条件和组织特征,因此他提出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工具化问题。涂尔干则强调资本主义文明中的社会整合机制。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被西方社会学称作“冲突论”、而韦伯以及涂尔干被称作“整合论”,而西方社会学的主流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自然而然地是从社会整合论这条线索发展出来。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理论活动的年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阶级斗争的传统思路已经被排拆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古典社会学关于社会整合的理论应运而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理论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实际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关于物化理论的描述就可见到韦伯社会学关于理性化、工具化的分析。而葛兰西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开始建构社会学,按葛兰西的理解,“社会学难道没有企图做某中类似于实践哲学的事情?”“社会学是这样一种企图:它以一种此前制定出来哲学体系、进化论实证主义的方法,去创造出一种历史和政治科学的方法。社会学是反抗实证主义的,但只是部分地反对。所以它变成了一种自身独立的超向,变成了非哲学的哲学”。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对于社会学这种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解,使得他的政治社会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表现出向实证主义的社会学靠近的趋向。《狱中札记》一书的译者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在这一点上,葛兰西心中的,与其说是他最经常当靶子的经验主义,不如说是企图在,首先由奥古斯特·孔德所刽造的‘社会学’的总标题下,去构造马克斯·韦伯、帕累托与米凯尔企图构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一般的、广泛的理论

葛兰西的这一系列理论创新活动扭转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这一路径主要是被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所继承;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市民社会的社会学、政治学阐释的传统。这便是本文所指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文化社会学转向。所谓的文化社会学,从目前学术分工的状况来看主要有两大分支,一是作为综合社会学的文化社会学,主要形成于德、法两国,即韦伯、涂尔干传统:二是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文化社会学,主要指源于美国、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这里所说的文化社会学指认的是前者,其理论奠基人是法国的迪尔凯姆和德国的韦伯,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新认识

作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反对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关注文化与政治的意义。作为这一理论转换的逻辑基础则是对现代社会结构的重新认识。相对于传统过于强调经济系统在社会中的决定性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分成政治、文化、经济三个系统,对应于国家、市民社会、经济基础。正是这一逻辑的转换,使得市民社会重新获得政治内涵。这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成为了与市场机制所决定的私人领域相对的公共领域。这一逻辑进行从葛兰西开始,到哈贝马斯重点论述公共领域的意义,最后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提出,缺失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重新审视其革命理论时,首先需要对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矛盾)理论进行了反思。其最重要的逻辑进展就是从葛兰西开始的,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嵌入市民社会。我们称这种社会结构理论为“三分法”。我们把这种“三分法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三分法"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生长点与这个“三分法”具有密切关系:马克思的二分法在社会结构上(社会学上)体现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哲学上体现为矛盾对立的双方、在政治经济学上体现为资本与劳动、在革命立场上体现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分法则在社会结’构上体现经济基础、市民社会、上层建筑,在哲学上体现为矛盾双方的中介,如卢卡奇强调的中介,在政治经济学上体现为资本、劳动、知识三要素、在革命立场上体现为新阶级理论,如知识分子阶级。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与批判理论是二分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劳动与资本等,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则是三分的,即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国家;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资产阶级;劳动、知识、资本等。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考察市民社会是西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流分析框架,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市民社会,在这个主流框架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文化批判的思路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

自马克思到列宁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遵循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来考察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并认为这种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越来越严重,而革命则是释放这种压力、调整社会结构的最终办法,从这个意义,马克思指认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由此可知,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是建立在对社会结构矛盾的认知上。战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促使欧洲共产党重新思想新形势下的革命道路与策略问题,其中首要韵}问题是对欧洲社会结构的重新认识。葛兰西认为,“对国家的基本认识离不开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因为人们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国家的实质:总体上等于独裁+霸权”,“国家在特定时代的语言和文化中所呈现两种形式,一是市民社会,二是政治社会”,一方面,“在日常生活语言里,我们通常用国家生活形式一词表达这里的政治社会”,另一方面,“可以把国家看做个人……在政治社会的外衣下建设环环相扣的复杂市民社会,使个人达到自治,但又不至于与政治社会发生冲突,相反却成为它的正常延续和有机补充”。葛兰西认为,在西方,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国家只是整个社会的外围工事,市民社会构成了强大的碉堡工事网,这决定了在东方获得胜利的运动战,在西方必须转变为阵地战。“在政治艺术和政治学领域里也应做出同样的改变,至少就最先进的国家而论应该这样。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市民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十分复杂的结构,能够经受直接经济因素的灾难性‘袭击’,危机、萧条,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葛兰西对于西方社会结构的理解既是欧洲的特殊历史传统——传统市民社会的存在,这个问题国内学界在分析civil society时有过很多讨论,在此不赘。而本文需要说明的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在20世纪发生的社会转型,使得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悄悄发生了变化。国家向市民社会的渗透,使市民社会的矛盾政治化。社会问题集中到政治(文化)领域中,哈贝马斯因此才指认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政治上的合法性危机,而马克思所说的古典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问题实际上已经交给了技术专家——应用经济学家们来处理。因此,传统的经济问题:一是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问题,被技术化处理,使得经济危机不再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二是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如剥削,则被吸收到传统政治哲学的领域中来讨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的新变化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二元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这使得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形态理论的现实针对性有所削弱。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对外转嫁危机,对内调节生产——也使得古典时代尖锐的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减少,这也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时经济危机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的适用性也被削弱。因此一战之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次短暂的革命高潮之后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逐渐对革命问题日益悲观,对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崩溃问题产生了争论。法兰克福学派经济学家波洛克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也会有计划,在被管理的资本主义之下,“经济的作用在20世纪已发生重要变化”。正是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判断迫使法兰克福学派重新审视其革命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保持必要的距离”,后来哈贝马斯进一步提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而是合法性危机,正是这一逻辑的延伸。

四、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文化政治内涵的凸现

与这种“三分法”对市民社会的结构性理解,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相关,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认知也发生了改变。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市民社会主要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考察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二分法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特点,如他把阶级只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劳动与资本等,而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与斗争,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强调辩证法,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辩证法中的中介思想,因此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他们所提出的三分法中,市民社会实际上一个中介。这种三分法中的市民社会在列夫弗尔那里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列夫费尔提出:“日常生活不再是一个独立领域,也不再是社会的边缘领域,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领域,也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地带”。从阶级的视角来看,现代市民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而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性关系来看,现代市民社会的“资本生产关系”所主导的社会,因此它被马克思指认作资本主义社会。在列宁那里,市民社会的分析引入的经济全球化的视角,现代市民社会实际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与劳动则转变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因此总体上说,传统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二元结构来把握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三分法,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国家,来理解当代市民社会的矛盾,于是便相应地以晚期资本主义来指认当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历史本质。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国家与经济力量侵入市民社会这个传统的私人领域,提出以“国家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国家化”的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来指认现代社会的本质。这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市民社会。

此外,市民社会作为欧洲传统的社会历史现象,本身也具有文化的内容,这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从文化的角度来把握市民社会提供了历史的根据。中世纪后期所出现的civil societysociety既是经济上的市民社会,也逐渐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公民社会,就是与宫迁社会相区别的民间政治社会,同时也复兴了古代市民社会所具有的文明含义而言。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市民社会在当时实际上指的这样一个现象:外表礼貌待人、绅士风度、彬彬有礼。原来属于宫廷社会的礼节成为“普通”市民之间交往的“互动仪式”。这种态度和行为方式乃是基于行动者对身为civil society之成员身份的集体自我意识以及对civi1 society理念的认同。在社会的整合中,个人生活秩序的形塑,即福柯所谓的“主体化”过程成为市民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种个人日常生活中实践,在促进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这是市民社会的文化内涵所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基于这一文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也讨论了这一问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礼貌与风度之后,隐藏的是一颗精于计算、追求自我利益的心灵。在“文明人”的面具之后,是一颗“经济动物”的心,正是这种“经济人”,使得人们在互动中行为可以预期的人。马克思正是基于这一视角来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如果从市民社会所具备的经济与文化内涵来看,韦伯的文化视角与马克思的经济视角都有其历史事实的支撑和由此建构的社会秩序与政治架构。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以及从经济的视角来把握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正是对这一现象的说明。因此,尽管市民社会的文化内涵是其重要的方面,但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本体论上来看,经济仍然是根本的决定性方面。这是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文化政治学理论所要坚持的理论立场。

总之,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使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矛盾不再具有现实的基础。福特主义制造出来大量的中产阶级,因而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淡化,这样使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与革命理论没有现实民众的阶级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因此转向“知识分子”来寻求革命的主体。凯恩斯主义使国家与社会一体化,即哈贝马斯所说的国家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国家化,这使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矛盾——的现实基础很难寻觅。西方马克思主义因此转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与国家的中间地带——市民社会,来寻求革命斗争的领域。所以,知识分子、文化批判、市民社会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主题,这是适应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发展状况的。

如果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则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全球化视域,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文化政治学视域。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异动而出现的,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左。从理论表现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是异质性的理论形态;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所受到的政治迫害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如果从更大的理论与历史视野来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也存在相通之处,这就是现代性(资本主义)的批判,如果说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垄断资产阶级的国际代理人——帝国主义的批判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对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内代理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列宁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域融合,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一融合的基础之上获得了全新的发展。

此外,列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所批判的对象正好是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哲学的两个方面——国内民主政治与国际强权政治:列宁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际上行径是帝国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内实行民主政治的实质是更深层次的心理文化控制。正是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导引出不同的斗争形式:前者以政治革命进行斗争;后者则以文化革命进行反抗,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逻辑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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