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和: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布时间:2015-06-04 15:20:14      

胡新和,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与科学思想史、科技与社会;著译有《徜徉在量子王国》、《科学前沿与哲学》、《新自然观》、《科学革命的结构》、《玻耳兹曼传记》、《左手、右手》、《真知灼见——奥本海默演讲录》、《物理学的历史与哲学》、《薛定谔演讲录》等,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软科学基金等课题;时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主编,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世界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等杂志编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职称评审委员;“北京科学哲学论坛”主持人,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中方委员会委员。

 

非常高兴到这儿来做一个交流,交流的内容就是当代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哲学上的思考或者说挑战。今天讲的内容分几部分,一个是题解,一个是我们讨论问题的由来,重点是第三和第四,我们讨论一些什么哲学问题,然后做一点总结,最后有几个思考题。

首先是我们讲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教育部规定理工科博士生公共必修课的题目是“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我们加了“哲学”两个字,把我们讨论的范围限定在哲学范围里边,所以有这样一个题目。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曾经在国家社科基金拿过1个项目,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我曾经申请并获得过国家社科基金的青年基金,其后发现要获得科技哲学方向的国家基金很难,难的原因可能有学术的原因,可能还有社会的原因。科技革命这个题目我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方向上申报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评审专家觉得这个挺好,讲科技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所以他们就给了我一个社科基金。今天报告的题目,实际上是跟那个社科基金项目的内容相关的。

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科技革命跟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相关呢?马克思有一段话,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从马克思本人的角度,他强调科学,当然涵盖了它的技术应用,对于整个历史的发展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恩格斯的话把科学和哲学联系得更加紧密,恩格斯说;“科学在18世纪已经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因此它们终于一方面与哲学,另外一方面与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以哲学为出发点的结果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与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的前提),启蒙运动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以实践为出发点的结果是英国的社会革命。”因为蒸汽机带动了英国的整个产业革命。因此科学和哲学确实是可以联系起来的,它们联系起来对于整个社会无论是思想还是社会层面都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爱因斯坦是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如果把哲学理解成在最普遍、最广泛的形式中对于知识的追求,那么显然,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可是,科学的各个领域对于那些研究哲学的学者们也发生了强烈的影响。此外,还强烈地影响着每一时代的哲学思想。”科学与哲学这两个领域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科技革命尤其是20世纪的科技革命是与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系的。有的人说,20世纪最重要的、最有影响的事件大概是两个,一个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在20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变成了现实,从俄国到中国,到东欧,到东南亚这些国家,以及到加勒比海的古巴,一共16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一个阵营,这是20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当然社会主义的实践后来进入了低潮。第二个事件就是几乎纵贯整个20世纪的科技革命,大概上半世纪主要是理论进展,下半世纪是科技创新和知识社会。这两个大的事件有怎样的联系?

我们今天重点讲当代科技革命给我们在哲学上提出了什么问题,会有什么样的挑战,是关于当代科技革命,不管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的一些思考。我们强调的哲学不是书本的东西,而是一种提问和思考的方式。哲学的思考和其他的思考不一样,哲学是一种反思性的东西,是对现有的知识再思考。比如科学哲学,科学面对哲学,科学本身就是知识,科学哲学就是二阶的知识,都是面对现存的理论和实践去做的再思考,把科学作为对象进行思考。如果说这样的思考是一种知识,它肯定是一种二阶的知识。它是一种往深层次,或者往抽象层次,或者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去加以思考和提问的方式。我们曾经在本体论上提出过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面对20世纪重要的社会实践、科技创新、科技革命,我们当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对象,把它作为一种主题,我们当然应该对它有所反思,整体性的、理论性的、反思性的认识,这是我们哲学思考的特点。这是我对题目的一点说明。这是报告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问题的由来。2000年,当时我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面对世纪之交,人们会有很多反思和对新世纪的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开了一个国际会议,邀请了美、英、俄、德、日、意、奥、匈等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有台湾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还有大陆的学者,最强的阵容是来自大陆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共聚一堂,讨论面对新的世纪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样的发展。会议的规格还是很高的,当时李铁映还是社科院的院长,李铁映和社科院的几个副院长,还有党校的几个副校长都出席了。尽管会议只有两天,但是可以说是大腕云集,国内外的都有。当时我是哲学所科技哲学室的主任,这个会议上哲学所提交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提交的,另外一篇是我们提交的。哲学所要求我们科技哲学室在这次会议上要做一个大会发言。我想哲学所的领导也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不管是在新世纪未来的发展,还是对其在20世纪的发展做一个总结,它实际上与科技革命有着许许多多的关系,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讨论。这是我们从科技革命来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动因。

在当时这份报告的基础上我们申请了社科基金,然后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在这个会议上还有一个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美共中央来了一个经济委员会委员,我有一个任务就是给这个人当同声传译。我拿着他的稿子给他做翻译,就需要跟这个人沟通。我发现他的报告内容有问题。他的报告题目是“21世纪革命乐观主义的物质基础”,就是说在新的世纪美国革命还是很乐观的。我在大会之前和他沟通,我问,你怎么乐观?你的物质基础是什么?他的报告强调说美国的失业率很高。他的讲法基本上是照搬马克思在1848年,在150年以前面对当时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早期的那种残酷剥削所作的分析。今天我们知道美国人有较好的福利和保障,美国下岗待业人拿的劳保福利比较高。我在英国留学时,国家教委给出国进修人员的费用是360英镑,好像并不比他们的失业救济金高多少。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为了缓和矛盾,社会福利保障已经相当不错了,跟150年前的那种剥削完全不能比。他把当初马克思描述的150年前的那个绝对贫困、失业率等等全搬到今天。比如我问他,你为什么说今天的美国失业率很高,是怎么计算的?他的解释是把员工在今天高科技企业之间的那种跳槽,如今天在微软,明天到思科,反正就是在不同的软件行业里边来回跳,跳一次他算失业一次。这种高新技术企业之中的跳槽频率是很高的,他把跳一次槽算一次失业,因此统计出来失业率很高,因此说民不聊生,因此说工人革命积极性很高。我问他美国共产党今天有多少党员?他说,我们有6000多个吧。我说,6000个党员不能都算是积极参加活动吧,因为党员还有先进性问题,积极参加党的活动的有多少人?他说大约有一半吧。美国大概有3亿人。3亿人中3000个党员积极分子比例也不算太低。当初中国有4亿5千万人,当中有57个党员,12个党代表,开了一大,结果28年,中国革命成功了。但是形势不一样了,当时的中国叫干柴烈火,12个火星,57个火星就能把干柴点燃,今天的美国有这样的干柴吗?大部分美国人民生活得应该说不比我们差吧。陈刚老师是华中科大哲学系被公认为最讲究穿着的,他自己说我从衣服到皮鞋都是美国的。但中国人民能像美国人民那么生活吗?我们能都像美国人那样住着大House,还要开好车。美国的人做车广告时说,我这个车一排能坐得下2个真正的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又肥又胖的,意思是日本的车省钱,但是太小坐不下去。地球上的人都像美国人那么生活的话,地球肯定承受不了。按需分配是理想,但是有问题。每个人的需求有限度吗?如果中国人都说我们希望像美国人一样分配,我们不要高了,13亿人都像3亿美国人那样去消耗地球的资源,这地球受不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这位美国人的报告是较典型的教条主义。马克思当时做理论做得很扎实的,是在很多实证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研究,做出的推论。今天的实证资料还是那个实证资料吗?没有那个实证资料怎么能得出马克思那时的结论呢?所以这个人的报告是有问题的,如果说美共中央按照这样的基调来设计他们的战略,那肯定有问题。今天谁跟他干革命去?干革命要抛头颅洒热血,活不下去才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闹革命的。他能活下去,社会有很多起润滑作用的劳保福利,他什么活不干,失业了同样可以有一定的保障,他干嘛要干革命去?我在英国的时候看到很多无家可归者,叫Homeless。越是大的机构的门下,保险公司,银行,一到下班以后,在门口铺个小地毯往那儿一躺就是Homeless。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躺那儿呢?我在国外参加的英语班,为练口语经常互相提问题。我问老师,都说你们国家不错,为什么会有那些Homeless?老师很得意,说那是他的Autonomy,他的自主选择,他不是穷到那份上,他就是不愿意跟大家一起劳动,他就选择自由自在的,独立的生活方式,谁的也不听,不听政府的,也不听工头的,不需要跟人交往,这是他自主的选择,这是他的生活方式。所以这种失业不一定真是穷的,不像马克思当初讲的绝对贫困。这是从反面提醒我们,新的时代,要善于发现新的问题,有新的思考,当然马克思主义还得有新的回答。

我们在那个会上面提交的论文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经过了150年,尤其是20世纪这100年的传播、实践,甚至被滥用等等,马克思的学说还能有生命力,马克思还能被评为20世纪最著名的人物;伦敦经济学院是非常著名的学校,仍然把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课程,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确实有他的特点。我们强调了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实践取向。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为了工人改革这个世界,所以以实践为己任。这样一种哲学必须要关注实践,必须把实践作为理论发展的源泉,而科技革命恰恰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实践。第二个特点,是它的科学性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科学。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社会科学,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商品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开始研究的,这种分析的思路跟我们学过的牛顿力学一样。牛顿力学从粒子开始,力学上最基本的东西是力学微粒,力学微粒受什么规律支配,牛顿三定律。一个粒子在物理的时间和空间中按照牛顿三定律运动,它如果不受力它应该遵循惯性定律,如果受力那么有公式F=ma,这是一个从最基本单元进行的分析。同样,马克思认为商品是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东西,他从这里边去分析,去找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所以马克思确实是把他的学说建立在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上。这样的一个学说当然应该关注科学的最新发展,当然应当把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问题作为进一步发展要讨论的话题。因此,一个是实践取向,一个是科学性质,这样的学说必须关注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科技革命。

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来看,我们知道马克思后面有列宁,列宁后面有毛泽东,毛泽东后面有邓小平。要真正去分析它们的内在逻辑的话,会发现它们都是面对新的实践,面对新的问题所做出的回答。马克思的革命思想有两条,社会主义革命要成功,第一生产力高度发展,只有像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才能搞革命,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高度的社会化下的私人所有制会导致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等问题,所以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之间的矛盾使得社会革命必然进行。革命是什么?革命是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第二条,必须要在几个国家同时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就是因为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伙镇压。而列宁面对的是,第一,俄国当时的生产力并不发达,同时也不是几个国家的同时革命,是它一个国家。列宁说当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统治的那个薄弱的环节,在一个国家首先胜利。这个薄弱环节在哪?在彼得堡,因为在1917年,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俄国的军队到前线去打仗了,这时候在彼得堡有众多的工人,有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革命就成功了。革命成功后现实的问题就是生产力不够发展,所以列宁碰到的问题应该是发展生产力,让先进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列宁当时也是这样做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也跟着列宁的路子走。中国共产党说我们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不高度发展的国家,我们同样可以借鉴列宁的理论,在中国开展社会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当时集中在上海,当时党中央就在上海,在上海搞了工人起义,一次两次三次,搞地下斗争,一直坚持到在上海实在呆不下去了。因为俄国革命是在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彼得堡成功的,我们照搬俄国的经验,把目标定在上海。毛泽东的创造恰恰就是看出了这条路走不通,因此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为我们的农民多,而农民希望有自己的土地,你跟农民说“打土豪,分田地”,干柴加上火星就成燎原之势了。当然,后来我们搞合作化又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实际上也是解决中国革命怎么成功的问题。再后来,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它们回答的是今天怎么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怎么完善执政党建设,怎么走统筹发展的道路。这些理论如果要成功,必须面对现实的问题。要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才能有意义,有价值。他们坚持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坚持科学性,坚持面向实际去回答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思考科技革命,实际上就是要回答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

问题很多,我要讲的有四个问题,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实际上20世纪我们的科技革命也可以分成上半世纪、下半世纪。上半世纪我们主要遇到的是理论问题,上半世纪奠定了下半世纪科技创新、科技实践领域变革的基础,而下半世纪主要是高科技发展和社会的互动。我的前两个问题是理论的,后两个问题主要是实践的。

20世纪科技革命的主要成就可以概括为五个模型。物理学有夸克模型,它概括了20世纪我们对基本粒子的主要认识;生命科学我们有DNA模型;宇宙起源有大爆炸模型;地质学我们有板块模型;计算机在1946年有图灵机模型,当然计算机模型同时也是今天我们认知科学的模型。人的思维怎么回事,认知科学的回答就是,人的思维就像信息处理器,就像计算机,人就是通过不断地接受信息,在大脑里边加工,然后输出我们的知识,大脑就是一个从输入到信息处理再到输出这么一个过程。而在实践领域,我们碰到了创新发展带来的问题,我重点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第二个问题是认识论的问题,科技革命给我们思维方式带来的变化,第三个讲的是伦理学,科技伦理;第四个是STS,属于科技与社会研究领域的问题,科技创新为科技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带来了变迁。前边两个问题抽象一点,后边两个问题具体一点。

第一个问题是实在观念。科学哲学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心问题是实在论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哲学家先提出来的,是由物理学家提出来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两个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玻尔,从1920年代末量子力学的提出一直到这两人去世,爱因斯坦是在1955年,玻尔是在1961年,一直在围绕着物理实在论问题在争论,当然也卷进来很多哲学家一起来讨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讨论的是作为我们科学成果的科学理论与它的对象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实在论认为理论就是描述对象,反实在论则认为未必,因为今天的理论和对象之间有一个中介,这个中间层次用玻尔的话叫现象,量子现象或者叫实验结果。理论面对的是什么,理论所面对和描述的是实验结果。实验结果是什么,是物理仪器与物理对象,如物理粒子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个实验结果不等于这个实验粒子的本身状态。为什么呢?在玻尔看来,因为微观物理学研究的微观粒子有可能小到跟光子是一个级别,当我们看见对象时,光子就扰动了它的本身状态。我们要求的是一个客观的对象描述,但是我们为了看见它而改变了它的本身状态,我们没法观察它的自在表象。在这个意义上玻尔有一句名言:在量子力学的研究中,我们作为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我们因为我们的观察而改变了量子舞台上的演出,每个科学家都是双重角色,既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又是一个有主观、有能动性的参与者,这种观察与宏观和经典物理学就不一样了,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反实在论的学者就会问,你看到的或者科学理论描述的是一个中介层次,这个层次是你的仪器与你要描述的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在量子理论和对象之间有一个中间层次,你可以叫量子现象、对象的量子性质、实验结果等等,反正这个东西不是那个对象本身了。这个东西是和你的观察分不开的,你的主体,你的能动性参与了。问题就在于这个对象和这个现象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举个例子,我们在物理学实验里边有一个云室,它的湿度比较高,当粒子穿过的时候速度很快,云室里面就会留下一条痕迹。你说你看见了粒子吗,反实在论者说No,我看见的是东西穿过产生的效果而不是它本身。你没有办法直接看粒子本身,你看到的是量子现象,不是粒子本身。在经典物理学里边,我们只有两类对象,一类叫波,光波、声波、电波等;一种叫粒子。波是弥散的,粒子是定域的,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点上我们可以找到它。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对象,性质完全不同,我们用不同的方程描述它,一个是牛顿力学,一个是波动方程。而在微观领域,物理对象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会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量子现象,波动,或是粒子性质,这就需要我们去解释。因此就有相关的实在论争论,最著名的表述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即“月亮在我们不看它时是否存在?” 他说如果按照你们这套量子力学的解释,认为对象的性质取决于我们的观察,我们用什么仪器它表现什么样的性质,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是由我们的观察创造出来的。那么粒子是什么呢,粒子就是各种各样的量子性质的集合,性质依赖于我们是不是就意味着粒子也依赖于我们?如果粒子依赖于我们,那么月亮是什么呢,月亮不过是很多很多粒子的集合,月亮可以还原成粒子,粒子可以还原成它的性质,性质依赖于我们的话是不是说月亮也依赖于我们?这个地球上有60亿人口,如果这60亿人都不去看这个月亮,都背过身去,那么我们说月亮还在吗?常识、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月亮当然在,你不看它它就不在吗?但是按照这种量子力学解释的逻辑,如果我们都不观察,它就没有性质,没有性质就没有粒子,因此月亮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按照量子力学正统解释推演出来的麻烦。

对于爱因斯坦跟玻尔关于EPR佯谬的争论,有人做了实验,大部分实验是支持玻尔的,支持玻尔说两个粒子之间是有量子关联的。量子关联是我们现在搞量子通讯的一个基础。如果说实验支持了玻尔,反驳了爱因斯坦,那么我们是不是说月亮真的要依赖于我们的观察?这个说法当然极大地违背了我们的直觉,因此就有了非常尖锐的问题提出来,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我们怎么来理解所谓的实在的观念。玻尔本人说,我是物理学家,当然认为物理学理论是描述一个实在的,所以我肯定是主张实在论的,我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是不同观念的争论。这个地方就涉及到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实在。实在的概念在哲学史上当然是一个久远的话题。

在哲学史上有这样几种实在的观念。一个是亚里士多德,在他之前有巴门尼德,主张存在论,强调存在的亘古不变,不变的才是存在的。后来是柏拉图,他强调独立不变的东西是Idea,柏拉图告诉我们世界有两个,一个是尘世的、物理的,真正的完美的世界是Idea,是那个“理念”的世界。我们每个具体的人都不完美,都分享了人的概念的一部分,因此只有那个概念的世界是完美的,它是不变的,是独立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由于柏拉图是唯心的,他把所谓的实在放到概念世界去了,概念世界才是存在,因为它既独立,又是不变的。当然真正的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是亚里士多德,他提出了一个“实体”的概念,他和柏拉图的不同之处在于,柏拉图说实在是理念,在抽象的理念世界中,而亚里斯多德则认为“实体”在每一个东西里边。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当然要继承他的思想,他也追求事物的本质,但他认为这个本质在事物里边,在每一个真实的个体里面。他研究理论科学,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他也研究实践科学,比方政治学,修辞学等等。他认为理论科学有三门,就是数学、物理和形而上学。这三门学问的对象不一样,数学研究的对象是不变的,数量关系是不变的,但它不是独立的,那些数量关系、几何形状,是依附在某个物体上的。而物理的对象确实是独立的,它可以独立于我们的思维,但物理的对象是会变化和毁坏的,不是不变的。只有形而上学的对象是既独立又不变的。他所谓的第一哲学就研究实体,实体是独立的,他把这个实体说成是一个东西的本质。我们有一张桌子,桌子有颜色、重量、质量、惯性等等。你把它所有的性质都去掉,这个桌子还有一个东西剩下,是这个东西使桌子成为桌子。这个桌子的本质就是它的实体。它的实体就是它的本质,它在物体的里边,所有其他的东西是可以去掉的。简单说,实体是我们要认识的实在。

亚里士多德之后大概2000年时间,中世纪、近代一直到笛卡儿,实体一直是哲学的主要话题。我们知道笛卡儿有个二元论。二元论说这个世界分成两类实体,一类叫物理实体,一类叫精神实体。物理实体它一定在物理的空间里,精神实体一定有意识在里边,总之大家都在讨论真正的实体是什么。这是哲学上概括出来的最早的,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个哲学观念。亚里士多德说实体就是个体,个体的人或者个体的物。到了近代,认识论发展起来以后人们发现实体的实在概念不好使。你拿一个实体给我,你让我们怎么认识实体?近代科学和哲学从伽利略、牛顿和洛克、斯宾诺莎一直到罗素,经历了很长的过程。我们认识一个实体是从认识它的性质开始。我们学过数学,学过物理学、化学,我们学的都是不同的物理量,以及物理量之间的关系,都是从物理的量、化学的量,物理的性质、化学的性质认识的。伽利略开辟了一个传统,将数学和实验相结合,数学描述性质的量,实验测量性质的量。例如斜面定律,从斜面定律我们可以得到惯性定律,把它竖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落体,描述的都是力学的量,因此近代科学是一种描述性的科学,从描述对象性质来把握这个对象。这中间有很多划分,包括第一性质、第二性质,第一性质是力学性质,第二性质依赖于我们的感官。力学性质就是像各种各样的力学量,如长度、惯性,还有质量,都是不变的。罗素强调,实体就是一个挂钩,上面钩了一串性质,如果把第一性质去掉,实体什么也不是。实体可以还原为决定它的第一性质,这样一串的第一性质决定了实体。这是我们由于科学而得到的实在观,经验的实在观。

近代科学深入人心,两三百年的时间给了很多让科学家摆脱不了的观念。比如,按照近代科学,我们可以把一个个体实体的实在性还原成一个第一性质的集合,这些第一性质都是独立不变的。这些第一性质的所谓独立不变性或者讲实在性,又具体表现在近代科学给予我们的这样的观念,即第一性质是独立的,不变的,可还原的的等等。一个对象,一个个体,一个实体,它的某一种量是不变的,在质上也是不变的,它是这个东西就不可能不是这个东西。一个物体的这样的一些量,我们可以用力学定律来确定,只要我知道物体的位置、它的动量或速度,它的状态就确定了,这就是初始状态。然后你给我边界条件,我就可以按照牛顿力学预言多长时间以后它的运动状态,这是可以预言的。一个物理对象必须在时间、空间上可以描述,因为它的特点就是在物理空间中。在时间和空间中分开的两个粒子不相互影响。一个系统的性质可以还原成子系统的性质。近代科学的这些观念,在现代物理学面前碰到了挑战。因为相对论告诉我们,这些力学性质不再是不变的,他们都要乘上或除以根号1-v2/c2,每一个个体的力学性质与它所在的那个参考系相关,这是相对论效应。因此在一个运动系统中,一个在运动方向上的长度,它乘上根号1-v2/c2就会缩短,而时间除上根号1-v2/c2就会变长。一对双生子,如果其中的一个坐着高速火箭出去了,过了10年以后回来,发现他的孪生兄弟已经长了10岁,他大概只过去四五年,因为他是在一个高速运动的参考系上,时钟会变慢。相对论效应是说这些性质都不再是量上确定的。我们都知道光速不可能达到,也是跟这个相关的,光速不能达到是因为在运动系统中,一个物体的质量等于它原来的质量M0要除上根号1-v2/c2,当这个v趋向于光速的时候,这个质量就接近于无穷大。一个质量无穷大的物体,你需要无穷大的力才能推动和加速它,从牛顿力学的角度讲这是无法做到的。

相对论挑战了第一性质的量的不变性,量子力学的挑战更麻烦。同一个微观物体,你用测量波的仪器它呈现出波动性质,用测量粒子的仪器,它呈现的就是粒子性质。粒子和波这样两种在经典理论中完全不同的性质在同一对象上表现出来,至少不确定。为了挑战玻尔等人提出的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爱因斯坦提出过“EPR论证”。两个制备好的粒子反向发射。其位置之和为S1+S2=0,而动量之和P1+P2=CC是常数。此时对一个粒子,测出S1就可以得出S2,测出P1就可以得出P2,两次测量在最短的时间得出结果,就可以打破了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玻尔的回答是量子力学中当两个粒子反向发射足够远,它们之间仍然有一种量子关联,这种量子关联是超光速的,你测量这个,马上就改变了那个,这种量子之间的关联是真实的,而且实验证明了玻尔所说的量子关联确实存在,因此爱因斯坦挑战量子力学不成功。爱因斯坦认为比他更好的挑战量子力学的论证,就是“猫悖论”。设想有一个盒子,里面装了一只猫,猫旁边有一小瓶氰化物,一个装有放射物的容器。盒盖可以打开,把它合上以后,我们不知道里面的状况。这个放射物发生衰变,就会发出散射的粒子,粒子的衰变是一个随机过程,我们可以知道整个放射物的半衰期,但每一次衰变具体什么时候发生我们没办法知道。如果有一个粒子随机放射出来,被计数器放大后,触发信号把预先定好位置的锤子落下来,把瓶子砸破了,氰化物就释放出来,猫就死了。如果衰变没发生,猫是活着的。量子力学怎么描述这个事件呢?按照量子理论,由盒子和其中的物体所组成的系统,是由一个波函数来描述的,它是猫死和猫活两个本征态的叠加。就是说猫在同一时刻是既活又死,是不确定的,如果不去打开盒盖去看,那么它既不是活的也不是死的。爱因斯坦认为量子理论的这一答复违背我们的直觉,猫要么死要活,两者必居其一,怎么可能不死不活,死活依赖于我们的观察。因此提出“如今科学碰到很多的问题,需要哲学的帮助”。

如何解释物理学,尤其是量子力学的挑战,还有对实在论的质疑?基于众多物理学家的解释,我们提出关系实在论的观点。微观粒子的实在性对于人的认识的呈现是一个过程,是从潜在成为实在的。种子为什么会成为一棵大树,因为种子有潜能成为大树。玻尔等物理学家和一些哲学家强调微观对象有两个层次,个体的层次是潜在,而其通过与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以量子现象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实验的过程就是相互作用的过程。对于量子力学来说,强调个体本身是在关系整体中呈现的。古典哲学中实在是实体,近代科学讲实在强调的是性质,而现代科学突出的是实体的相互关系,从而体现为多元的实体。一些人质疑作为实在层次的现象是否有主观性。而他们恰恰忘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批评过,认为以往的唯物主义对事物只是从事物本身出发,没有考察实践、人的主观方面,没有人的主观方面参加。而没有人的主观方面,科学和社会实践都是不可能的。人们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验,而实验中含有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即科学实践。在微观领域,如果没有加速器等仪器,科学研究是无法进行的。在今天的物理学中,我们已经认识到200多种粒子,但天然条件下人们能认识的只有几十种,其余都是通过加速器等高能实验条件下获得的结果。今天科学理论是基于实践,描述实践。运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真正的实践是主客体的结合。马克思强调人的主观参与,强调人的实在性,离开了人,我们的许多科学成果无从谈走。唯物论较之唯心论的正确性,仅仅在于对宇宙起源的认识上。真理再向前多走一步就会出现错误。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是与人脑这种特殊物质的功能——意识分不开的。

经典科学的另一局限性,在于它的思维方式是机械的,是还原论的。把整体还原成部分,把复杂还原成简单,把各种科学都还原成力学运动,用牛顿力学处理。经典科学的思路就是这样,能还原成力学处理的才是好科学。热力学中不可逆的现象,必须寻求一个统计物理的基础。因此,宏观的不可逆现象并非绝对不可逆,而只是高度的不可几。我喝水,这是一个我们认为不可逆的过程,它是逆过程只是高度的不可几,自然界中的不可逆现象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是其空间在全体可能性空间中比例极小,小到在宇宙150亿的历史中都不可能发生。由于牛顿力学是成熟、可靠、处理线性和可逆过程的,因此当把各类现象还原为牛顿力学处理,我们就获得了真实可靠的知识。这是方法论上单一、线性的思维,线性链条。真实世界是复杂的,当今的学科发展出非线性、复杂性、不可逆的各种学科,不再符合牛顿力学的框架,需要我们发展起新的方法论,即整体论的方法论,把对象当作整体来处理和认识。科学追求的是确定性,我们从不确定性现象中通过认知加工获得确定性。但是真实的世界是不确定的,需要我们从海量的信息中提取模型,建立规律,理解事情。比如说“十一”黄金假期人们出游,我们从各地的交通运输部门和旅游景点获得大量信息,试图从中寻求人们假期出行的规律。我们在一个二维空间里描点,数据杂乱没有规律,就像一片杂乱无章的“云”。但对它做几次近似提取,去掉描点淡的地方,描点浓的地方形成几何图形,建立图形的数学方程,由此可基于统计数据得出模型,并对未来“十一”出行进行预期,来有效应对长假中旅游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由此从不确定中获得确定性知识。人的认知本身是不断发展的,不确定的认识问题是很多的。而人的参与有实在性,又给这种不确定增添了新的因素。你炒股票,你做的每一笔都会带来一系列“多”或“空”的后果,从而又影响你的下一步行动。“911”之前,美国人根本没预料到会遭遇恐怖袭击。美国人的情报机构可以说是最强大的,居然事先没有预测到发生在其经济核心区域——曼哈顿的恐怖袭击。20015月美国哲学年会邀请我出席在明尼阿波尼斯召开的年会,顺访了纽约。结果时间关系,已经到了双子塔下,没有能上去观光。“911”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损失很大,但心理的打击更是受到巨大。一战、二战、冷战,美国一帆风顺,可是这次自己的核心地区,双子塔倒塌,曼哈顿的“天平线”被毁了。所以世界是复杂的,人的认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本·拉登的恐怖袭击,使得美国更多地依赖中国等大国来来国际反恐,从而给了中国更多的发展空间。这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具有不确定,不能单一线性地来思考问题,复杂事物的因果关系是网状的。

按照西方传统观念,我们的知识有事实判断,追求真;还有价值判断,追求善;这两类知识历来被认为是不相关的,因此似乎科学研究无禁区。经典科学是小科学,像伽利略、牛顿,一个人,两个人,独立就可以从事研究。而今天的高科技要团队合作,面向大众,科学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必然要考虑社会价值、伦理道德问题。以往像法拉第是靠自己打工挣钱搞研究,它不受任何的限制,研究对于他来说不是职业。而现代社会的科学研究是职业化的,是谋生的手段,它是以一种群体和一些像科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的方式开展的。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不再完全纯粹是学术研究,其成果的技术应用直接被用来变革自然,甚至直接用来变革我们人本身的基因,以人为指向,这就不得不考虑伦理问题。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之父,他说他研究原子弹的原因,第一个是纳粹德国在造,要跟德国人赛跑,不能让德国人打赢那场战争;第二个是好奇,而这种好奇心就有危险。在原子弹爆炸的现场,当他看到蘑菇云升起时,想起了印度古诗“我成了死神,我成了世界的毁灭者”,才意识到这会毁灭世界,很是害怕。后来有些科学家发现德国没有造原子弹,没有人跟美国赛跑,就想撤销计划,可这时政治家不同意了,当时的国务卿贝尔纳斯说:我们投资了20亿美元,说服了国会,不能最后一声响都没有听到就撤销了。原子弹在日本投放,奥本海默也有忏悔,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他双手沾满了鲜血。他反对美国率先造氢弹,,结果苏联先造出来了。后来,美国怀疑他是间谍,通过听证会剥夺了他接触机密材料的特许利,他也郁郁寡欢,患癌症早逝,这有点悲剧性。今天我们培养工程师、科学家,人文素养很重要,科技伦理很重要。现在技术发展很快,其中有很多伦理问题,直接涉及到人的利益和价值。在不断发展的技术这条链条上,我们无法预料到一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加审思,过度发展,像纳米技术,克隆技术,基因技术等都有造成一些伦理难题。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一个临界点,超越过去,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形成对于人类自身的伤害。所以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预料可能发生的后果,必须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的自身发展。

  科学的发展有两个动因,或者说有两种传统,一是学者传统,纯粹为了学术而学术;二是工匠传统,是实用性带来需求。马克思强调科技的作用,把它看成是第一生产力,看成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比以往所有时代总和还多的物质财富。恩格斯说科学既可以与实践相结合,还可以与哲学相结合,科学与实践的结合,就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革命,而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就是唯物主义,就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提升。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科技创新和知识经济的社会,为了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种种竞争,而为了适应这种生存竞争,我们就要不断丰富自己,我们有竞争压力,要努力不断学习。但久而久之,当我们把学习变成习惯,把外在压力内化为自己的追求,内化为本能,我们就会重回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传统,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创新而创新。人类始终在追问: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动物?我们不断在改变自己,我们日益摆脱传统的惯性,通过适者生存的生存竞争,而把创新内化为本能需求,成为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人只有在不断的追求和丰富自己中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因此我们讲创新的社会功能,不仅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还能满足人的自我实现。马克思说社会的发展是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如果创新成为每一个人本能的冲动,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创新能够让我们重新回到学者传统。套用恩格斯的那句话,今天科技进步和哲学的结合,将使人类的精神更加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完善,使得人类更有活力,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变革。因此,人的本质在于精神,而精神的本质在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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